1、在18世紀至19世紀的時候，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強調(diào)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只能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nèi)作為，如果沒有法律明確的授權，原則上政府是不能有任何行為的。政府只是扮演著“守夜人”的角色，奉行“管得越少，政府越好”的理念，政府對社會經(jīng)濟生活的干預可以說是達到了最低限度，國家行政職能通常僅限于國防、社會治安、稅收和外交等等。但，就是在這些領域里，政府的干預也可以說是消極的。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由于社會經(jīng)濟生活的日益復雜

2、化和多樣化，政府開始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干預，國家行政權逐步滲透到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滲透到人們生活方方面面，成為一種幾乎無所不能的行為。一方面，行政權力的范圍不斷延伸擴展著，另一方面，人們對行政權力的警惕性不斷增強著，同時，行政機關也在各種矛盾爭斗中逐步調(diào)整自己的行為方式。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行政指導作為一種新型的行政管理方式，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重視。在我國，行政指導行為雖然在實踐中已經(jīng)存在并在有些領域里也取得

3、了不錯的效果，但在行政法學上進行深層次的理論探討方面還是比較欠缺的。目前，雖然已有幾部關于行政指導的專題著作，但對在我國構建行政指導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以及如何構建的研究還遠遠不夠，以致在實踐中出現(xiàn)了對行政指導制度的模糊認識，如有的人認為行政指導的采用是與依法行政相背離的，有的人認為在我國現(xiàn)狀下不宜采用行政指導等等。隨著我國市場經(jīng)濟的建立、發(fā)展和逐步完善，隨著我國民主政治的不斷發(fā)展以及伴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不斷推進，行政指導這一新型柔性的行政

4、管理方式“呼之已出”，在實踐中初展其“風采”，但理論上的不足，實踐上的不規(guī)范，客觀上就要求我們必須對行政指導行為要進一步理論的系統(tǒng)化，實踐的法律化。 因 此，本文嘗試著首先對行政指導制度的產(chǎn)生背景和各國的行政指導制度進行介 紹，涉及其含義、特征及結構等方面；接著，分析在我國構建行政指導制度的必 然性與可行性；緊接著總結行政指導行為在實踐中的基本做法和重要經(jīng)驗，從而 得出在我國構建行政指導制度的重要意義，進而進一步分析存在的問題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