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學界對冰心和羅惠錫及其文學作品已分別進行了較多研究，但是并沒有把背景、母題等方面的共同點聯(lián)系起來進行考察。因此，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女性文學”中的“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為依托，借助比較文學美國學派平行研究的有關理論和方法，就作家誕生的背景、作品的母題、人物形象和創(chuàng)作手法等四個方面進行比較分析，以求為兩位作家的早期作品研究提供一個較全面的視角。
　　 冰心和羅惠錫在家庭出身、成長經歷、女性意識等方面具有很多相似之處，而近

2、代中韓兩國女性走過的苦難之路，更讓她們產生了要成為“時代新女性”的覺悟，從而創(chuàng)作的早期作品就有了許多共同點，為平行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冰心作為近代女性作家第一人，1919年發(fā)表了《兩個家庭》等一系列反映婚姻、教育、事業(yè)的短篇小說，由此正式開創(chuàng)了“問題小說”之風氣。而羅惠錫于1918年發(fā)表的《瓊姬》被文壇發(fā)掘之后，在取材的現(xiàn)實性、作品的結構特征以及塑造的人物性格等方面都被認為遠遠超過早一年發(fā)表了的《無情》，是部真正具有韓國近代小說全貌的女性

3、近代小說。
　　 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為數(shù)不多的教會大學在中韓兩國的教育近代化過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導向作用。崇尚博愛、平等的基督教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曾經在教會學校求學過的冰心和羅惠錫，帶給了她們以此可以實現(xiàn)被剝削階級(尤其是女性)精神解放的啟示。因而在她們的早期小說里都可以找到直接或間接體現(xiàn)基督精神相關的內容。她們生長在動蕩激變的年代，經歷和目睹東西方文化的大接觸、大交流、大沖撞，同時有了在女子教育問題上具有一定超前意識的家

4、人的支持，所以有幸成為接受新式教育的時代寵兒，具備了日后成為中韓兩國文壇舉足輕重的第一代女性作家的必要條件。
　　 到1919年，看著國難逐漸加重，作為接受進步思想和教育洗禮的時代女性，冰心和羅惠錫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之心日漸增強，義無反顧地加入了保家衛(wèi)國的愛國運動中。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五·四”運動的爆發(fā)，使冰心把自己的命運和民族的振興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她參加北京女學界聯(lián)合會的宣傳股，并用白話文寫各種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文章，陸續(xù)

5、在各種報刊上發(fā)表。她的“問題小說”的許多題材來自“五·四運動”。羅惠錫作為‘在日韓國女性留學生親睦會’主干，投身到著名的“三·一”愛國運動。運動失敗后，被檢舉經歷了5個多月的牢獄之災。遺憾的是羅惠錫創(chuàng)作的小說并不多，再加上她的文學作品還沒有完全得以發(fā)掘，所以直接體現(xiàn)其愛國主義精神的小說目前僅有《寫給回生的孫女》。
　　 在新舊世界交替的變革期，以父權為代表的封建家長制與封建禮教，很自然地被兩位作家作為反抗和批判的對象出現(xiàn)在小說作

6、品中?！芭f女性”的母輩們被父系文化觀念所同化，固守“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腐思想，成為男權的代言人，甚至執(zhí)法者。而“新女性”們一方面與封建家長抗爭著，爭取作為一個“人”的權利，另一方面還因遺留在自己意識里的未完全清除的封建思想而備受困擾。她們的內心世界由此變得復雜微妙起來。就同時期同題材的早期小說相比較，冰心和羅惠錫針對同樣深刻的矛盾，冰心的小說呈現(xiàn)的沖突相對平緩，而羅惠錫的小說呈現(xiàn)的沖突相對激烈一些。
　　 簡而言之，在反映變革

7、期新老一代思想沖突的早期小說里，冰心把重心放在了對社會現(xiàn)實的認識和對民族歷史的思考上；羅惠錫則著眼于對傳統(tǒng)性別文化的反思上。
　　 冰心和羅惠錫呼吁把女性納入人類解放中，從女性性別的立場上關注了“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先做人還是先做女人？”、“女性的存在應該是怎樣的？”等關于人的本質的問題。她們在早期小說中刻畫的人物可以分為三大類，即“新女性”、“封建男性”、“舊女性”。其中，“封建男性”和“舊女性”是間接或直接烘托

8、“新女性”優(yōu)秀品格的批判或反思的對象。兩位作家對這三種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以及相互之間的內、外部關系進行了多層面的思考，體現(xiàn)了第一代近代女性直面封建父權、夫權以及“舊女性”的思想和心境，并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新女性”標準。羅惠錫的“新女性觀”是站在個體女性的立場上代表當時為數(shù)尚少的留日新女性提出的。而冰心是基于“五四”運動的民主、科學、反封建的婦女解放精神，把“新女性”看作是“五·四”精神的實踐者而提出的。
　　 在兩位作家的

9、筆下“新女性”并沒有停留在自我的覺醒上。她們以女人的溫柔和善解人意去教育、感化和同情男權壓制下的女性們。例如：冰心的《最后的安息》和羅惠錫的《瓊姬》抒寫了超越主仆身份的富家小姐與貧家女子或仆人之間的真摯友情。這兩篇小說中的“新女性”和“舊女性”之間的超越貧富和貧賤界限的真摯友誼被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這種友誼滲透著基督精神的慈悲和博大胸懷，否定了壁壘森嚴的封建等級意識，達到了近代人道主義的思想高度。而且在展現(xiàn)“新、舊女性”的關系時，都沒有體現(xiàn)

10、敵我的關系，也沒有體現(xiàn)“新女性”強勁的沖擊力和咄咄逼人的氣勢，而是帶著一種苦澀的笑容思考著“舊女性”問題?？梢钥闯?，這個笑容的背后隱藏的是她們對社會、對人性的理性思維和非凡的洞察力。顯然，冰心和羅惠錫雖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曾在女性教會學校讀書時所接觸的平等、博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她們的情感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冰心和羅惠錫的早期小說里，女性與“封建男性”的關系層面上也呈現(xiàn)出復雜的趨向，“封建父親”是女性批判的對象，而“封建

11、丈夫”卻成為女性同情、憐憫的對象。兩位作家似乎都以女性天然的“母性之愛”把男性策略性的倒置于被同情、被啟蒙的位置中。兩位作家能把父權帶來的弊害延伸到男性自身，說明她們對父權的認識是既有深度又有廣度。有所區(qū)別的是對男性的同情雖然都是以妻子的視角來表現(xiàn)的，但是冰心筆下的女性同情丈夫更多的是出于對封建家庭的教育方式及封建制度的批判，是正面視角；而羅惠錫筆下的女性則是無知的“舊女性”出于女性善良之本性同情丈夫，是反面視角。顯然羅惠錫以無知的“舊

12、女性”視角同情男性更具有諷刺性。通過這些題材小說中呈現(xiàn)的女性之間的關系、女性與男性之間的關系等特點比較，可以揣摩出羅惠錫是一位充滿斗爭理念的“斗士型”作家，而冰心是一位充滿仁愛的“天使型”作家。
　　 此外，綜觀冰心和羅惠錫早期小說中的父親形象，可以發(fā)現(xiàn)冰心小說除了作為被批判對象的父親形象之外，同時還有一些“可敬可親”的“慈父”形象。而羅惠錫的小說里幾乎找不到這種“慈父”形象。形成這種對“父親”話語立場上的不同，與她們成長中留下

13、的對父親的印象不無關系。這種對父親的不同記憶使冰心和羅惠錫刻畫了不同的父親形象。因此，冰心早期小說的男性形象相對來說視角比較寬，呈現(xiàn)出多樣性；羅惠錫的早期小說則對封建男性形象的剖析更加深入一些。
　　 在女權問題的認識上，羅惠錫有較為徹底的理性精神和決絕勇敢的行動意志，達到了以往女性和同時代女作家少有的精神高度；而冰心具有在和諧、溫和的氣氛中爭取女性權益的“智慧型”思考模式。可以說，在女性主義熱潮之中，同“斗士型”的羅惠錫相比，

14、冰心在某種程度上多了幾份冷靜與理性。
　　 冰心和羅惠錫在創(chuàng)作手法上，都靈活運用了語言的蘊含性和象征性這這一特點。她們都遵循文學信條上的現(xiàn)實主義，在此基礎上冒著現(xiàn)實主義的深刻性被削弱的可能性，大膽結合了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抒情性手法，由此創(chuàng)建了她們獨特的寫實與抒情相融合在一起的小說文體模式。而這種小說文體模式，具體在兩位作家的作品中體現(xiàn)時還是有所差異。羅惠錫的作品具有情節(jié)曲折、故事性強、生動有趣、人物多樣化、妙趣橫生等特點，而冰心

15、的小說不以曲折的情節(jié)見長，也沒有激烈的沖突渲染，是側重抒發(fā)對生活的主觀感受，結構比較單純，清雋簡勁，不落俗套。作為小說，雖然在趣味性方面有些不如羅惠錫的《瓊姬》等小說，但是冰心的小說中柔和細膩的筆調、微顯憂愁的色彩、委婉含蓄的手法以及清新明麗的語言帶給人的是一種情感勝于事實，以真情感動讀者的美感。她們都通過對自然環(huán)境和一些細節(jié)上的描寫，為人物活動設置背景，渲染了整篇小說的氣氛，烘托人物心理，推動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由此更有效地表現(xiàn)了主題思想

16、。而且這些語言所具有的蘊含性和象征性為小說特定的情節(jié)和人物的渲染增添了精彩一筆，使整篇小說變得更加含蓄、生動起來。在語體特點上，冰心和羅惠錫的早期小說也有不相近的地方。羅惠錫小說雖然是第三人稱敘述，但是不同于“全知全能”式的無視角敘述，把焦點始終固定在女主人公身上，著重描寫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動，因此覺得是在女主人公的角度觀察世界，所以第三人稱實際上接近第一人稱敘述。而冰心小說中，“我”只是作為故事中的次要人物或旁觀者出現(xiàn)，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17、有第三人稱敘述的感覺。
　　 通過以上論述，對冰心和羅惠錫早期小說的背景、母題、人物形象、創(chuàng)作手法等四個方面進行了一個總體的考察。在上個世紀十年代的變革期登上兩國文壇的精英女性——冰心和羅惠錫帶著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和憂患意識，自覺地將改造社會的重任置于自己的肩上，真誠、大膽地看取社會與女性，以富有思辨性和哲理性的話語頻頻沖擊父權主義的“神圣”地位，關注女性作為“人”接受教育的必要性和等同于男性的平等權利?？梢哉f，她們的早期小說所體

18、現(xiàn)的人本意識、女性意識和反封建精神成為20世紀中韓兩國女性文學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支脈。
　　 在論文接近尾聲時，筆者發(fā)現(xiàn)因研究水平和寫作水平的不足，還有一些不經意間被忽略或分析略顯不夠的部分。如：兩位作家與母親的關系在早期作品中是如何體現(xiàn)的；她們在女權意識上的差異在日后的作家生涯和生活中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她們在詩歌、隨筆等文學作品中體現(xiàn)的女性意識有何相似之處和不同點，這些都是需要關注和詮釋的部分。在今后的研究中，將努力彌補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