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革開放以來，曾經被束縛于農村的農民開始大量涌入城市務工，由于戶籍制度的影響，他們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地帶，利益也經常受到損害，這導致了他們發(fā)起各種形式的抗爭，給社會的秩序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基于此，本文圍繞農民工的利益受損與利益抗爭問題展開分析，嘗試回答在當前背景下哪種利益受損最能激發(fā)農民工的抗爭，并嘗試回答利益受損農民工是如何抗爭的以及農民工的抗爭行為是怎樣生成的。研究發(fā)現(xiàn)，農民工的利益受損是多層面的，涉及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層面，而

2、在這些受損利益當中，最能激發(fā)農民工抗爭的是經濟利益受損，尤其是被拖欠、克扣工資。
　　研究還發(fā)現(xiàn)，利益受損農民工在選擇利益抗爭路徑的過程中一般遵循“先制度”、“后制度外”、“再制度”的邏輯，即當農民工遭遇利益受損時，他們首先會通過制度內的抗爭渠道維護受損利益，如向政府部門投訴，當制度內抗爭渠道受阻時，他們會轉向制度外的抗爭渠道，如跳樓、爬吊塔等，希望通過這些制度外的抗爭給政府部門施壓，以此迫使政府部門重啟制度內渠道。筆者認為農民工

3、“先制度”、“后制度外”、“再制度”的抗爭邏輯是農民工在一定的制度環(huán)境下依據(jù)自身結構力量與結社力量狀況選擇的結果。
　　當前，農民工自身結構力量與結社力量弱小，在面對強資本的利益侵害時，他們無法通過自己的力量維護受損利益，因此，為了維護受損利益，他們需要借助比資本更強大的力量，而政府作為市場的監(jiān)管者又為農民工的利益保護提供了相應的制度支持，于是，當農民工利益受損時，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部門。但是并非所有的政府部門都能積極地維護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