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器物學是中國歷史上一門專門的學問，除了研究器物本身之外，器物的圖錄也是這一學問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古代器物圖錄、敘錄文獻的研究，除了考古學和金石學有所旁及，至今尚未就古器和古器圖錄的文化形態(tài)做專門的研究，可以說還是一個空白的領(lǐng)域。本文希望通過研究宋代古器物著錄形成的文化背景及文獻源流，在此方向做一點必要的探討。 古器物學興盛于宋代不是偶然的，而是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宋代禮樂之學的復興，儒家道統(tǒng)的重振，是古器物學興

2、起的一個深層根源。宋初為了掃除故弊，朝廷改制禮樂，促進了古器收藏著錄之風的形成，至北宋徽宗朝，置議禮局，造宣和殿，向民間搜求古器，一時將此風推向鼎盛。北宋收藏著錄古器的實質(zhì)是在發(fā)掘和彰顯歷史文化。 古器物學興起的另一個根源，是宋代理學思潮的興盛。理學的核心思想在于儒家的禮治。宋代儒家學者對禮法秩序都相當重視：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理學家，都在各自的著作中有所闡發(fā)。宋代興起的理學思潮，一方面深深地植根于傳統(tǒng)的儒家禮法思想，另一

3、方面又表現(xiàn)出疑古、疑經(jīng)的傾向。宋學的這種懷疑之風，雖然造成了經(jīng)學研究的空疏無物之弊，但是對器物學的產(chǎn)生卻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北宋學者研究器物學，多懷有一種考證經(jīng)史的動機，可見其間深深受著宋學疑古思潮的影響。 在外部條件方面，文人、學者和官員對古物的雅好是當時收藏風氣的主導。他們對古代器物的重視，更多著眼于挖掘歷史文化的目的。在他們的古器研究中，器物的作用被提到了“載道”的哲學高度，他們期望通過古器的收藏著錄來發(fā)揚古意，將其

4、傳諸后世，其中滲透著一股強烈的歷史責任感，認為器物的著錄正是經(jīng)世致用思想的表現(xiàn)。 北宋民間搜求古器，是器物學興盛的有力物質(zhì)支持。當時民間多以發(fā)掘古器牟利，另外將得到的古器上獻給官府，也可以獲得相應(yīng)的獎賞。在這種求索上獻古器的風尚之下，器物學的發(fā)展得到了積極的推進。 北宋朝廷方面對古玩器物的好尚，為古器之學的繁榮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 官方為重修禮樂而詔求天下古器，以及頒布了各種相關(guān)制度，使得朝野獨鐘古器，收藏之風由

5、此為盛。有皇家宮廷的極力推崇，有官府文人的追隨好尚，又有市井民間的趨之于利，風氣既成，朝野尊尚，繁盛一時。北宋的古器研究，專家學者眾多，著錄成果豐碩。以歐陽修的《集古錄》為宋代器物學專書的開端，其后呂大臨、薛尚功、黃伯思、趙明誠、洪適等各有著述，一時蔚為大觀。他們互相借鑒，前后傳承，其研究的內(nèi)容和方法已經(jīng)比較詳備，而所見古器圖錄、敘錄文獻的內(nèi)容也相當全面豐富。 宋代學者完成的十幾種古器物著作，總體上可以分為敘錄文獻和圖錄文獻兩大

6、類，而敘錄文獻所涉及的內(nèi)容又比較廣泛，包括錄目、錄文、考證等類型。這些著作，或編撰目錄，或采輯銘文，或考證經(jīng)史，或繪制圖譜，不但在研究內(nèi)容上有相當?shù)倪M展，而且開創(chuàng)了全新的著錄體裁。 在諸多古器著錄中，通過描摹圖像來記載器形和其它信息的圖錄文獻，尤為引人注目，代表了宋代古器研究的水平。其中包括呂大臨著的《考古圖》、王黼撰修的《重修宣和博古圖》、官修的《宣和殿博古圖》等相當數(shù)量和規(guī)模的著錄。這些圖錄文獻不僅是研究古器、古器圖錄、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