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　　中國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分析</p><p>　　本文在對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針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首先通過拓展的Dickey-Fuller檢驗，利用協整檢驗技術，說明中國金融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wěn)定的關系，之后采用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得出中國經濟增長是金融結構優(yōu)化的原因，而金融結構優(yōu)化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 </p><

2、p>　　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歷來是經濟學家關注的重點課題。Goldsimth（1969）在《金融結構與金融發(fā)展》中表示在金融領域內，金融結構即便不是唯一重要的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由于金融的效率及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金融結構的優(yōu)化水平，所以金融結構是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經濟增長實質上也就是經濟結構優(yōu)化的過程，其中包含了金融結構的優(yōu)化，以及金融結構優(yōu)化對經濟結構優(yōu)化的推動，進而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梢哉f，金融結構的優(yōu)化

3、是經濟增長的重要的推動力。因而，探索金融結構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問題，對一國經濟穩(wěn)定持續(xù)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 </p><p>　　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理論分析 </p><p>　　在金融結構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上，歷來有如下四種觀點：支持中介的觀點；支持市場的觀點；金融服務觀點及法和金融的觀點。前兩種觀點認為，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是提供金融服務的互替的兩種機制；后兩種觀點認為，金融市場

4、和金融中介在提供金融服務上是互補的。 </p><p>　　支持金融中介的觀點認為，良好的金融中介能夠提供促進增長的金融服務，基于以下三個原因。其一，通過儲蓄動員，金融中介增加了資本的形成，反過來增加了國民儲蓄率；利用規(guī)模經濟，隨著交易量的增加降低了交易的單位成本，從而改善了儲蓄分配。其二，當市場中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時，金融中介提供的信息篩選、狀態(tài)證實和監(jiān)督代理人服務就尤為重要。由于私人篩選項目的成本高，所以

5、將信息獲取委托給中介以避免昂貴的重復成本就是一種優(yōu)選（Boyd and Prescott，1986）。同時，因為狀態(tài)證實的高成本，有一個代理人來為一組代理人實施狀態(tài)證實效率就高（Towsend，1979；Diamond，1984；Williamson，1987；Bernanke and Gertler，1989；Thdder，1995）。正如Diamond（1984）在其原創(chuàng)性論文中證明的一樣，監(jiān)督的成本會隨中介與貸款人的數量增加而減少

6、。金融中介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在信息私人生產上的所謂“搭便車”問題。由于減少了搭便車問題，金融中介還改善了投資機會的事前評估（篩選） 和一旦項目被融資后的事后公司控制的實施，這反過來改善了資本的配置效率，</p><p>　　支持金融市場的觀點認為，功能良好的金融市場對有效的信息披露、合約制度、會計標準時必須的。同時，金融市場同樣可以減少交易和信息的成本，從而有利于儲蓄動員和配置。由于個人投資者在功能良好的市場上

7、通過交易信息可以得到高回報，因而愿意付出更多的資源去搜尋創(chuàng)新項目。因此，良好的金融市場能鼓勵信息收集和處理。金融市場減少流動性風險也對經濟增長產生了正的影響（ Levine， 1991、2000）。 </p><p>　　金融中介支持方和金融市場支持方歷來爭議很多，而金融服務觀點與法和金融觀點則認為，在促進增長的金融服務提供方面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是互補的。如：通過鼓勵對公司控制權的競爭和創(chuàng)造為投資機會的融資，金融

8、市場減輕了強權中介的逆反效應。Rajan（1992）的研究證明： 公司貸款資源的選擇和債權優(yōu)先要求權的選擇都企圖繞開銀行的勢力。Besanko和Kanatas（1993）刻畫的一個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共存的經濟，金融市場減輕了銀行對企業(yè)的過度監(jiān)督的激勵。Demirguc-Kunt和Levine（1996）用企業(yè)層面的數據經驗研究的結果顯示：實際上證券市場的發(fā)展在發(fā)展中國家有助于增加銀行融資的使用。因此，在兩種金融體系的發(fā)展過程中，扮演著互

9、補的作用。由Levine（2000）所做的經驗研究——用各國家的大量數據集首次檢驗金融結構和增長的關系，結果強烈支持金融服務觀點。 </p><p>　　法和金融觀點由Laporta （1997、1998、1999） 等人提出，可以認為是金融服務觀點的擴展。他們反對集中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解釋的討論。Levine （2000）在Laporta 的基礎上研究證實：創(chuàng)造有利于保護外部投資者權利的強有力的法律制度和有效

10、實施這些法律是提供促進經濟增長金融服務的關鍵。其結果，法和金融觀點推測由法和監(jiān)管治理體系定義的全面金融發(fā)展的度量指標，比任何所謂本質的金融結構的度量指標更能預示著未來的經濟績效。事實上，Chakraborty 和Ray （2001）在將金融結構內生化的模型中顯示： 在兩個具有不同金融體系的國家中，完全可能隨著時間的變化產生相似的增長率。這支持了Levine （2000） 和Dem irguc-Kunt及Levine （2001）的經驗研

11、究結論： 金融體系的不同類型在解釋國家間的增長率的差別上是不重要的。Demirguc-Kunt和Levine（1996） 的研究結論還顯示證券市場發(fā)展良好的國家也有發(fā)展良好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中介，而證券市場弱的國家同時銀行和金融中介也弱。 </p><p>　　中國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p><p>　　1.樣本選定及數據說明 </p><p>　　

12、衡量金融深化的典型指標是美國經濟學家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關率（FIR）指標，金融相關率就是指某一時點上金融資產存量與實物資產存量的比例，即金融資產總量（FAT） 與國民生產總值（GNP）之比，反映金融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結構之間的關系。金融結構的第一個基本方面是一國金融上層結構與其經濟基礎結構的關系，體現在金融相關率中（Goldsmith，1969）。因此，在實證分析中我們可以采用金融相關率這個變量，來衡量金融結構。由于資料所限分析時我

13、們用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代替國民生產總值（GNP） ，綜合非貨幣金融資產和廣義貨幣（M2）之和來近似的表示社會金融資產總量（FAT）。經濟增長水平我們用GDP總量值來衡量。樣本區(qū)間為1990-2010年。因為時間序列取對數之后不會改變序列的性質和關系，且容易得到平穩(wěn)性序列，所以本文對金融相關率（FIR）和GDP取對數。 　　實證檢驗及結果 </p><p>　　1.變量的平穩(wěn)性檢驗 </p>

14、<p>　　在進行時間序列分析時，要求所用的時間序列是平穩(wěn)的，否則會產生“偽回歸”現象。因此，在對變量進行協整分析之前，首先對變量的平穩(wěn)性進行檢驗。只有變量在同階平穩(wěn)的條件下，才能進行協整分析。 </p><p>　　金融資產總量（FAT）等于M2與非貨幣性金融資產之和。FIR為FAT與名義GDP之比。對lnFIR進行單位根檢驗，P值（接受假設的概率，下同）為0.9864，即lnFIR非平穩(wěn)，有1個單

15、位根；對lnFIR的一階差分進行單位根檢驗，P值為0.0021，即lnFIR平穩(wěn)；對lnFIR的二階差分進行單位根檢驗，P值為0.0000，即D（lnFIR，2）平穩(wěn)；對lnGDP進行單位根檢驗，P值為0.2497，即lnGDP屬于非平穩(wěn)過程；對lnGDP的一階差分進行單位根檢驗，P值為0.0784，即D（lnGDP）屬于非平穩(wěn)過程；對lnGDP的二階差分進行單位根檢驗，P值為0.0002，即D（lnGDP，2）平穩(wěn)。由此可知，lnGD

16、P與lnFIR的二階差分都是平穩(wěn)的，符合協整的條件。 </p><p><b>　　2.協整檢驗 </b></p><p>　　假設lnFIR與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進行協整回歸可得（其中，括號內的為標準誤差）： </p><p>　　lnGDP=10.404+2.259*lnFIR </p><p>　?。?.1

17、22389） （0.203847） </p><p>　　R2=0.865975，Radj2=0.858921，F=122.7645，DW=1.177882，對殘差項u進行單位根檢驗，計算P值為0.0093，殘差序列通過平穩(wěn)性檢驗，可以認為lnGDP與lnFIR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p><p>　　3.格蘭杰因果檢驗 </p><p>　　為確定二者間的這種長期

18、均衡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 本文運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來判斷。格蘭杰因果檢驗的結果：在滯后一階的情況下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假設lnGDP不是lnFIR的格蘭杰因，計算F統(tǒng)計量為6.93025，P值為0.0175；假設lnFIR不是lnGDP的格蘭杰因，計算F統(tǒng)計量為0.00039，P值為0.9852，由此可知lnGDP是lnFIR的格蘭杰因，而lnFIR不是lnGDP的格蘭杰因。因此，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我們可以說經濟增長

19、是中國金融結構調整優(yōu)化的原因，但是金融結構的優(yōu)化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兩者的因果關系具有單向性。 </p><p>　　研究結論及政策含義 </p><p>　　第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金融相關率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某種穩(wěn)定地協同互動的均衡增長趨勢，金融體系的波動與經濟增長的波動是高度相關的。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金融是經濟的核心，具有非常強大的帶動作用。第二，中國的經濟增

20、長是金融結構優(yōu)化的原因，但兩者的關系具有單項性。中國的經濟一直持續(xù)、快速、健康發(fā)展，這必然也要求有相對日益完善的金融體系和不斷優(yōu)化的金融結構與之相適應。經濟發(fā)展的水平決定著金融結構優(yōu)化的程度。政府只有從各地區(qū)實際的經濟水平入手，理清相互作用的機理，才能制定出合理有效的金融結構優(yōu)化策略。第三，隨著經濟的增長，金融相關率有提高趨勢。這說明在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金融上層結構的增長比國內生產總值（戈德史密斯用國民生產總值表示）及國民財富所表示的

21、經濟基礎結構的增長更加迅速，金融資產（金融工具）的規(guī)模將不斷擴大并超過經濟基礎結構的規(guī)模。因此，為了充分發(fā)揮金融市場對產業(yè)結構調整的作用，應該進一步提升資本市場及直接融資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大力發(fā)展債券市場，優(yōu)化金融宏觀組織結構，同時在制定相關經濟政策時，要充分考慮金融市場對經濟產業(yè)結構的調節(jié)作用，充分發(fā)揮金融市場的作用。 </p><p>　　總之，金融結構的優(yōu)化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推動力，分析探討金融結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