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及其網絡技術突飛猛進的背景下，技術標準重要性的凸顯以及知識產權與技術標準的日益結合推動了高技術企業(yè)基于標準化戰(zhàn)略在全球范圍內開展協作研發(fā)、保護知識產權、積極參與技術標準合作，進而形成跨國技術標準聯盟這一重大趨勢。技術標準聯盟是指多個企業(yè)通過訂立合作協議而形成的企業(yè)戰(zhàn)略聯盟，旨在確立、推廣和擴散技術標準。技術標準聯盟以其顯著的協同效應，幫助企業(yè)在動態(tài)競爭中獲取和整合國際國內技術資源、建立技術標準優(yōu)勢、分擔R&D風險、提高

2、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然而，技術標準聯盟的成功率并不高，即聯盟并非天然具備這種獨特競爭力內涵。聯盟協同效應的發(fā)揮，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聯盟的有效治理。技術標準聯盟治理是在環(huán)境的不確定和任務復雜性條件下，具有資產專用性(核心是知識產權)的自治單元相互依賴合作解決適應、協調與保證交易進而獲取競爭優(yōu)勢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依靠現有的公司治理體系己無法應對，從而導致聯盟成長的不穩(wěn)定；如果要協調技術標準聯盟的成長和經濟體系的穩(wěn)定，必須重新塑造技術標準聯盟獨

3、特的治理結構與治理機制。本文抓住技術標準聯盟治理主要是知識產權治理這一實質問題，運用交叉學科理論方法，結合實證(案例)研究，試圖提出、論證一個系統的技術標準聯盟治理理論體系，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首先提出并論證新產權(主要是指專利產權)契約關系是分析高技術企業(yè)技術標準聯盟治理的起點。技術標準聯盟成員合作的基本要素是以專利為主的知識和知識產權，技術標準聯盟是一種新產權—知識產權契約聯盟。運用交易成本理論，結合專利經濟學和網絡外部

4、性理論分析了技術標準聯盟合作契約的不完備性；從聯盟中的信息不對稱和“鎖定”效應剖析了技術標準聯盟中可能存在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搭便車”、“敲竹杠”)、強勢和弱勢鎖定等事前和事后的機會主義行為，從而揭示出技術標準聯盟治理的動因。 其次，提出了高技術企業(yè)技術標準聯盟治理的基本框架。運用公司(網絡)治理理論，結合技術標準特征，較為科學地界定了高技術企業(yè)技術標準聯盟治理內涵，廓清了治理的主客體、治理邊界等。將“高技術企業(yè)技術標準聯盟

5、治理”界定為：通過一套正式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優(yōu)化技術標準聯盟組織租金配置，協調聯盟各個利益相關者(主要以知識產權所有者為核心)之間的權責關系，以實現技術標準聯盟價值最大化，從而最終維護聯盟各利益相關者的權益。聯盟治理的終極目的和基本出發(fā)點是“組織租金優(yōu)化配置”，成員之間通過協商談判，共同治理實現“組織租金優(yōu)化配置”。技術標準聯盟治理的本質特征是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源于創(chuàng)造與分享合作剩余，通過構建控制權博弈模型揭示了這一機理。運用利益相

6、關者治理理論、系統科學理論揭示出共同治理的實現路徑是：既獨立又互賴的不同成員之間相互連結，進行各種復雜的互動，互動的結果產生協同。關系、互動、協同是技術標準聯盟治理的邏輯。技術標準聯盟共同治理具體方式包括構建聯盟的治理結構及治理機制，聯盟治理結構為實現聯盟內部治理提供了相互制衡的組織機構，聯盟的治理機制則是對聯盟內部各企業(yè)產權契約關系的安排和設計，是聯盟治理結構正常運行的基礎。 第三，從交易成本理論、資源、能力理論和社會網絡理論

7、等角度系統分析和解釋了技術標準聯盟選擇準市場式契約型治理結構的決定因素。通過對聯盟運作模式的解析，揭示了聯盟治理結構中各層次權責關系以及基于知識產權的委托一代理關系。進而從管理學、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技術標準聯盟契約型治理結構節(jié)約交易成本、最大化聯盟租金并具有戰(zhàn)略柔性，彌補法律保護知識產權不足等優(yōu)越性。 第四，在科學界定治理機制概念的基礎上，構建了由宏觀層面的行為規(guī)范和微觀層面的運行規(guī)則所構成的內部治理機制體系。宏觀機制包括信任、

8、聲譽、聯合制裁與宏觀文化；微觀機制包括談判協商、利益轉移、知識共享與信息披露機制等。圍繞“聯盟租金合理分配”的治理目標，運用合作博弈理論構建相應博弈模型，重點分析揭示了各種微觀治理機制的內涵、運作機理及聯盟策略。論證了治理機制是技術標準聯盟有序運作的基礎，是合作績效提高的基本保證的基本思想。 最后，以發(fā)展相對成熟、運作相對規(guī)范、治理相對有效，并且是由我國電信企業(yè)主導的第三代移動通信產業(yè)國際標準TD—SCDMA產業(yè)聯盟為例，對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