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踐的角度證明了被告人承擔證明責任已經具有普遍性。 通過對比兩大法系一些代表性國家的相關立法， 筆者認為， 英美法系中當事人地位的兩造性使證明責任的意義更加豐富。而大陸法系中法官的職權探知義務使證明責任的內容略顯單調。因此，從學習和借鑒的角度，考慮到我國進行的對抗式庭審制度改革，指出不能因法庭調查證據之職權，而否定被告人提供證據之責任，亦不能因裁判者依據其調查的證據為判決，而模糊了被告人承擔的說服責任。 本文的第四部分是文章的重點和難

2、點。 筆者在分析我國刑事被告人承擔證明責任的理論和司法現(xiàn)狀不足的基礎上，提出完善我國刑事被告人證明責任制度的思考和建議。包括明確被告人承擔證明責任的范圍，區(qū)分被告人提供證據責任和說服責任，嚴格限制刑事推定的適用。同時明確被告人承擔證明責任的標準要明顯低于控方，提出使法官對有罪認定產生“合理懷疑”和“優(yōu)勢證明”標準。最后，在我國目前司法體制下，要保障被告人有效地履行證明責任，必須給予一定的制度保障。首先要完善律師辯護制度，保障被告人收集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