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方法論方面，本研究提出“‘文本—研究者自己—所有其他讀者’三方互動的文本研究游戲”這一概念。以此觀之，宋明與清代《大學》、《中庸》研究，均有其結構性缺陷。
　　 宋明道統論以“道統本義”為“最佳義理”，結果致使各方各派徑以“自己所理解的現有的最佳義理”混同于“文本本義”。這種混同賦予各方各派以絕對性底氣固執(zhí)己見，結果既阻礙了“研究者自己—所有其他讀者”的互動，亦終結了“研究者自己”的文本研究（閱讀）活動。最后只剩下門戶之見的自

2、我重復與消極對峙。為從根本上擺脫這種困境，文本研究必須放棄“道統本義”與“文本本義”預設。
　　 與宋明重哲學性義理相反，清代儒學以名物制度研究為本位。清儒本著名物制度意義上的“道統本義”信念，欲逐《大學》、《中庸》于“正典”之外。清學以這種方式退出《大學》、《文本》研究，這既能表明“道統本義”信念在傳統學術中根深蒂固，同時更反映了“片斷性考據”不適切《大學》、《中庸》研究（導致三方互動游戲中止）。作為方法論的基本原則，本研究建

3、議取消“本義”預設，而代之以“文本的實在性”與“文本的可理解性”概念?！把芯空咦约骸衅渌x者”圍繞“文本”展開互動（相遇、碰撞、融合），此乃彰顯文本實在性的關鍵環(huán)節(jié)。
　　 在內容方面，本研究圍繞“境界論與起點論之爭”問題展開。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是儒家哲學的根源性動力。
　　 境界論和教化概念密切相關?！洞髮W》所謂“明德”指稱人事人為的“最高境界”;《大學》文本即旨在教授這種人為的基本原則或標準，此即所謂“教化”。而

4、在標準既定（由境界論—教化提供）的情況下，能否堅決執(zhí)行標準就成了“人為”的關鍵所在?！洞髮W》因此最重視意志軟弱問題（“誠其意”），而非知識問題（“格物致知”）。
　　 然而《中庸》卻在孔子“過猶不及”、“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評論的基礎上指出:問題的真正關鍵，不在于知而不能行，而恰恰在于沒有真正的知?！爸钦哌^之”現象更是把“如何才能正確地致知”問題推上了桌面。

5、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案，《中庸》重新起用不為《論語》重視的“性”與“天命”概念，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性”，我們解釋為“從真正的自己出發(fā)”?！吨杏埂酚纱藢⒕辰缯摚ńK點）問題，轉化為出發(fā)點（起點）問題。在后半篇，《中庸》進而以“誠”來界定“率性/從自己出發(fā)”。
　　 不過，在濃厚的境界論（終點）意識中，《中庸》還是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什么是真正的誠”、“如何達到真正的誠”這樣的問題。在此類追問與談論中，“誠/率性”就喪失了

6、出發(fā)點地位?！熬辰缯撆c起點論之爭”，在《中庸》“誠”論中，表現得相當突出。
　　 對歷史上的儒家來說，境界論與起點論缺一不可?？墒?，境界論與起點論之爭現象，似乎又意味著兩者不可得兼。本研究接下來試圖借助比較研究，借鑒西方哲學有關真理問題的術語和論證使用論證語言，對境界論與起點論之爭問題作進一步推敲。我們主要參考了康德的“根本惡（原罪）”概念，以及齊克果對于蘇格拉底式和真理教師式兩種真理認識論的生存分析。（《大學》、《中庸》與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