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文主要從農村公共品供給的角度探討中國農地制度的選擇問題。以往的研究主要從農業(yè)現代化和個人權利的角度考察中國農地制度。
　　 筆者認為當代中國農民的結構和需求已經發(fā)生了較大變化：首先，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的農民和一般農業(yè)型地區(qū)的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存在差異。其次，一般農業(yè)型地區(qū)的農民內部需求也發(fā)生了變化。通過分析，筆者選取一般農業(yè)型地區(qū)以農業(yè)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農民作為中國農民的代表，并認為這部分農民對土地的訴求實際上代表了中國農民對土地的

2、訴求。與以往從個人權利視角看待農地制度問題的研究不同，本文認為農民最需要的是農業(yè)生產方便，而不僅僅是更多的“土地權利”。
　　 為了將問題具體化，筆者從與農業(yè)生產密切相關的農田水利這類公共品供給中存在的問題入手，分析了當前土地權利話語的主張下土地權利和農民訴求之間的悖論，該悖論表現為：農民個人的土地權利越大，集體享有的土地權利就越小，導致農民合作越困難，農村公共品供給成本增高，最終使得農民要想生產方便的訴求就越難達到。而要解決這

3、一悖論，為了滿足農民方便生產的訴求，就必須要強化集體享有的土地所有權。筆者認為，在實踐層面上農民集體應占有一定的機動地；根據實際情況，集體應享有“調地”的權利。由此使得集體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和權力，具備為村莊提供公共品的可能性。從法律的層面而言，當法律政策強調農戶個人享有的承包經營權時，應同時加強對土地集體所有權的保護，即：立法應“激活”集體享有的所有權。在肯定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為農民集體的同時，對農民集體的法律屬性進行界定；明確集體

4、土地所有權的客體；賦予集體土地所有權之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更豐富的內涵。最終使集體擁有權力和能力組織農民，低成本高效率地解決農村公共品供給中存在的問題。
　　 通過分析農民結構和需求的分化，理解農民合作的重要性，探討農村公共品供給制度和農地法律制度選擇的問題，本文得出以下兩個基本結論：一、對于一般農業(yè)型地區(qū)農民而言，實際的耕作方便優(yōu)于抽象的土地權利。二、為滿足農民耕作方便的需求，應當強化而不是弱化集體作為土地所有權人的